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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中国新主张 世界再出发——G20杭州峰会述评

2017-11-20 19:30

记者董克伟北京报道

举世关注的G20杭州峰会结束了,这是今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也是近年来中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峰会。它留给全球深刻印象的,除了《最忆是杭州》惊艳世界的表演,更是峰会上中国智慧对实现全球经济长效治理的贡献。国际舆论界也是好评如潮:“中国展现出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导力”、“联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纽带”、“全球治理进程的主要协调者”、“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国际合作的桥梁搭建者”……。

G20峰会标志着中国已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外围进入中心,并贡献自己的智慧,在全球经济长效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中国接任主席国以来,不断展现出首创精神,首次将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具有重要性的创新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议程、绿色金融、结构性改革等议题纳入G20议程。中国与其他G20成员相互协调配合,并最终形成的“着眼长远、综合施策、开放创新、包容发展”的杭州共识必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具有“中国特色”的峰会成果

毋庸讳言,G20杭州峰会取得的累累硕果,是在中国的主持和引领下,相关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峰会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提出的“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充分吸纳了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方案”和“中国主张”,是中国发展实践在全球的一次成功推广。峰会成果包含鲜明的“中国元素”,为G20打上了深深的“中国印记”,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的“中国信心”,必将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最终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具体而言,杭州峰会的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成果之一是“我们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这是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现状对G20提出的迫切要求。因此,杭州峰会进一步明确了G20未来合作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就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达成杭州共识,为此将“开展更紧密的宏观政策协调,落实杭州行动计划,运用好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等多种有效政策工具”,从短、中、长期内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这正回应了习主席在开幕式上提出的G20成员“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的建议。

成果之二是“我们决心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这是针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不足而提出的核心对策,也是中国正在国内努力推行的政策。在中国为本届峰会确定的主题中,“创新”被置于首位,可见中国对通过创新将世界经济拉回正常增长轨道寄予厚望,各国对此高度认同。因此习主席在开幕式上建议的G20“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在峰会上得到了各成员的一致认可,并通过了具有重大意义的《G20创新增长蓝图》。

成果之三是“我们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这是针对当前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现实而提出的解决之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是旧的不公正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的受害者,因此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高涨。发达国家迫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压力,也同意进行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本次峰会成果对此再次进行了确认,并呼应了习主席在开幕式上发出的G20“应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的要求。

成果之四是“我们决心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的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是针对当前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浪潮高涨而采取的对策。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国之一,一直站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前沿。G20各成员也清醒地认识到,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没有出路,高举自由贸易大旗才是最佳选择。因此,本次峰会通过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完全接受了习主席在开幕式上关于G20“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建议。

成果之五是“我们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G20合作成果惠及全球”,这是针对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而提出的对策。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致力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一道发展,共享发展成果。为此,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其重要目的就是将自身发展成果惠及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从全球视角看,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发展也很难持续。因此,此次峰会在发展领域实现了三个“第一次”: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在G20历史上具有重要开创性意义。这些成果是对习主席在峰会开幕式上强烈建议G20“应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的积极回应。

反击“反全球化”浪潮成为共识

有经济学者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国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也已经几乎“倾囊而出”,大家都缺乏“加码”的办法,因而需要G20这样的场合共谋出路,合力自救,“因为历史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无论是否承认,世界的目光确实都在盯着杭州,希望聚集在这里的二十位全球最有权力的人拿出一艘全球经济的“诺亚方舟”来。

本届G20峰会在最为重要的世界贸易问题上做出了承诺,反击了目前愈演愈烈的“反全球化”浪潮。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公告中,二十国集团成员做出承诺,停止在全球贸易和投资方面搞保护主义。这恐怕是本次峰会最重要的成就。当然,也有声音说,峰会上达成的只是一种意愿或是意向,并不具有约束力。但这就是G20模式,各国掌管大政方向的领导人达成原则上的共识,做出政治承诺,其具体贯彻则要靠各国贸易部门和WTO等国际组织的努力。因此,公报中这样写道:“我们有关停止或者取消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延后到2018年年底。我们重申我们落实这一承诺的决心,支持世贸组织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监督保护主义方面的工作”。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际政治研究学者们虽然对G20的成效抱有一定怀疑,相比之下,国际经济学者则注意到了峰会中取得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进步。有学者指出,本次杭州峰会在结构性改革、创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上都取得了实际的成果。峰会上通过的G20贸易增长战略和投资准则,有望使贸易成本下降15%左右,激励将近1万亿美元的新的贸易量产生;峰会提出的eWTP电子商务平台,将使千百万中小企业受益。更不必说,中美在《巴黎协定》上的共识,成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最引人瞩目的“协同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G20峰会上形成的共识,主要是宏观层面上的,普通百姓不容易“体感”到,这就需要G20本身加强与外界的沟通,并通过媒体把这些“高大上”的话题“打碎”,跟普通人的切身利益和生活相联系。这样,才能让G20有更坚实的“群众基础”,也有助于减少将G20当成压迫世界的“精英俱乐部”的“反全球化”人士的不平之声。

中国引领G20正当其时

自从2008年以来,G20峰会已经举行过10次,杭州峰会作为第11次峰会由中国举行,可以说正当其时,至少在以下三方面体现出历史性时刻的巧合。

首先,杭州峰会恰逢中国的国内发展议程与G20议程的相互契合之时。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指导原则,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正好与此次峰会的主题遥相呼应。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界峰会(B20)开幕式上的发言时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这一契合度使得G20对于主席国具备了特殊意义,中国既以自身的不断变革前行为G20提供动力,同时G20通过推动其重点议程也在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新的动力和发展方向。

其次,杭州峰会恰逢全球发展议程与G20发展议程的相互契合之时。中国以其远见卓识将原有的G20发展议程提升至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框架的中心位置,并推动成员国通过了落实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行动计划。正如习主席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开幕辞中所指出的,“实现共同发展是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普遍愿望。”基于这一共识,同时发挥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地位,杭州峰会的发展议程极大地提升了G20的包容性、代表性以及合法性,为全面推进联合国2030发展议程注入强大动力。

第三,推动G20在更广阔经济治理领域发挥作用与其自身向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转型的相互契合。回首历届的G20的表现一直差强人意。历届G20峰会声明都强调尽快结束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提供更有利环境,但这些声明最终都未能成为现实。而在中国的领导协调之下,2016年7月G20贸易部长会议召开,并确定贸易部长会议常态化,成为G20系列会议的构成环节,同时贸易投资工作组的工作范围也得以明确界定,这为今后G20峰会在全球贸易投资领域推进政策协调奠定了制度性基础。而发展议程的“主流化”也将发展政策协调纳入G20政策协调总体框架之中。由此,财政金融、贸易投资、发展已经显现出成为G20三大支柱议题的趋势。这也使得G20涵盖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所有主要领域。

毫无疑问,杭州峰会将是G20历史上成果最为丰富的一次峰会,峰会不仅明确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还切实促进了二十国集团各成员之间的相互认识和了解,并达成了近30项主要成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主张”的引领和推动下,通过倡导创新,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开创新的动力;通过推进结构性改革,将为解决当前经济金融领域面临的各种困难拿出新的方案;通过强化发展合作,将为引领全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开辟新的前景。

■链接

G20溯源:从G4到G20

从较长历史视角观察,G20峰会是战后国际经济格局与全球治理架构持续演变的结果,杭州G20峰会折射出了当今世界经济演变大势的特征内涵。回顾G20峰会产生的历史渊源与八年运作发展过程,对于理解21世纪全球经济重组变革特点,观察G20杭州峰会的影响与意义,都具有认识启示。

G20首脑峰会始于2008年底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际,然而G20财政部长对话机制早在1999年就由西方G7峰会主导创建。如进一步追溯G7峰会、G5峰会及更早“图书馆集团”或G4产生,则需要将观察视野延伸到上世纪70年代初年的特定历史背景。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初架构崩解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对创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式的需要和努力,构成后续变化的历史起点。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关发表闭黄金窗口的著名演讲,标志战后建立的以“双挂钩”(美元挂黄金,其它国家货币挂美元)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终结。国际金融市场和主要工业国宏观经济面临更加动荡形势,如何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带来的影响,有效协调主要工业国汇率与开放宏观经济政策,成为西方世界面临的现实而紧迫问题。

针对这一需要,1973年3月美国财政部长舒尔茨邀请英国、法国、德国财政部长在白宫图书馆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美元汇率等宏观经济政策议题,形成所谓“图书馆集团(the Liberary Group)”,又称“四国集团(G4)”。未被邀请的日本有意加入,同年9月日本大藏相利用在肯尼亚一个外交场合机会,邀请四国财政部长在日本大使馆会面曲诉衷肠,得到四国同僚首肯使G4扩容为G5。

1973年这次非正式与私密性的G4财长会议成为后来G7峰会的滥觞。随着石油危机爆发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困难加剧,货币金融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必要性进一步提升。曾参加G4财长会议的法国财长德斯坦1974年荣登法国总统,不久在一次接受美国媒体访谈时提出举办五国首脑峰会设想。在峰会筹备过程中意大利一再要求参加,最终获得允准使G5峰会扩容为G6峰会。

1975年11月15日至17日六国集团在法国巴黎郊外的郎布依埃城堡举行第一次经济首脑会议。虽然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这不应成为一个稳定的“体制性(institutionlized)”安排,然而出乎预料的是第一次峰会后不到半年美国就建议再次举办峰会,结果1976年六国集团在北美波多黎各再次举行峰会。作为对法国容许意大利参加峰会的某种平衡,美国邀请加拿大参加,形成后来七国集团(G7)相对稳定的架构。

此后20余年G7成为西方以至全球货币金融与宏观政策的重要协调机制,诸如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日美贸易摩擦、救助墨西哥危机与东南亚危机等重大经济事件,G7峰会都不同程度发挥顶层协调与引导。1997年克林顿总统邀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参加政治对话部分,G7峰会在形式上扩容为G8,然而本质上仍是G7主导。随着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演变态势明朗化,2014年3月G7集团领导人决定暂停俄罗斯G8成员国地位。

推动G7向G20转变关键事件是1997年底东亚金融危机。危机全球性影响及救助过程,不仅使世人认识到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稳定增长重要性,也凸显国际货币金融治理体系明显局限。G7峰会协商决定邀请相关国家举行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1999年12月16日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柏林举行创始会议,这个非正式对话新机制旨在推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交流协调经济政策与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寻求合作推进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增长。

此后G20财长会议成为常态性机制并取得明显成效。例如2000年10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20国财长会议,讨论了经济全球化以及如何防范应对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金融危机问题并达成“蒙特利尔共识”。共识主要内容包括:共同推动经济和贸易全球化,使其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增加其透明度;继续朝建立统一的国际金融标准和规则方向努力,以增强联合抵抗金融危机能力;对重债国进行援助,并协助其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等等。

新世纪初年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快速增长进一步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客观需要把G20对话从部长级别提升到领导人层面。2003年6月G8东道国法国邀请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参加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2005年7月G8+5峰会在苏格兰举行,随后几年举行过类似对话会。与此同时,G7内部出现创建G20领导人正式对话机制的呼声。然而历史表明,全球治理结构重大调整变革仅有现实需要还不够,还要有重大历史事件推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为G20峰会出现提供历史契机。

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次贷市场风险开始显现,经过一年多持续发酵演变为上世纪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金融危机。2008年9月,“两房”被接管,美林被并购,雷曼兄弟破产,AIG告急,一系列巨大冲击接踵而至,标志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造成全球货币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与危险。如何合作应对危机渡过难关,成为当时国际社会面临的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事实表明,这次面对危机冲击国际社会第一次采取了广泛合作应对政策。不仅包含联合救市措施,也体现为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治理架构等更深层次努力。G20峰会这个更高级别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创建,是危机催生国际治理架构改革的突破性成果,又为指导推动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结构改革完善提供重要机制性条件。举办G20峰会构想酝酿、讨论与决策,大体发生在2008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一个月前后较短时间,10月22日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宣布将于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二十国集团国际金融峰会。

自2008年11月15日首次G20峰会举办以来,过去近八年来共有九个国家举办了十次峰会。2009和2010年分别举办两次峰会,2011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峰会。中国作为第十个G20峰会举办国,在杭州举办了第十一次G20峰会。

■回顾

历次峰会都达成哪些成果?

G20机制诞生于危难之际,挽救世界经济于水火之中。如今,G20机制已形成以峰会为引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历次峰会都达成哪些成果?它们如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稳定?

2008年11月 G20华盛顿峰会

G20首次领导人峰会2008年11月于美国华盛顿举行。这是G20财长会首次提升为领导人会议级别。会上,与会领导人就金融危机的起源、加强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经济增长等问题达成共识,并就应对世界面临的金融和经济问题的措施达成一项行动计划,其中包括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加强管理、促进金融市场完整性、强化国际合作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与会领导人还发表了支持全球经济稳定和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宣言。

2009年4月 G20伦敦峰会

2009年4月,英国伦敦举行G20领导人第二次峰会。与会领导人发表声明,同意为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提供总额1.1万亿美元资金,其中IMF资金规模由2500亿美元增加到7500亿美元,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首次提出把对冲基金置于金融监管之下,并同意对拒不合作的“避税天堂”采取行动及实施制裁。此外,与会领导人还一致承诺,反对保护主义,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并重申将致力于在年底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就温室气体减排达成协议,朝着绿色经济迈进。

2009年9月 G20匹兹堡峰会

2009年9月,美国匹兹堡举行G20领导人第三次峰会。会议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治理结构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与会领导人同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两大机构的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5%和3%,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金融监管方面,会议提出对金融高管薪酬进行改革、把金融衍生产品纳入管理、实行跨国金融监管等建议。此外,会议还就经济刺激方案退出机制、世界经济形势走向、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发表的《领导人声明》确定了二十国集团峰会将形成机制化,并将作为协商世界经济事务的主要平台。 本次峰会确定了G20峰会日后的举办机制,即自2011年起每年举办一次。

2010年6月 G20多伦多峰会

2010年6月,加拿大多伦多举行G20领导人第四次峰会。峰会呼吁加强国际金融高管人员选拔机制改革,减少财政赤字,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力推下一届首尔峰会前完成IMF投票改革;同意要求银行增加资本额。会议强调了G20集团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和加强经济复苏。 会议发表了《G20集团多伦多峰会宣言》,达成“相互评估程序”,旨在协调全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中期可望使全球经济总量增加2.5%,创造数千万就业岗位,并使数千万人摆脱贫困。

2010年11月 G20首尔峰会

2010年11月,韩国首尔举行G20领导人第五次峰会。这是G20领导人峰会首次在亚洲举行,也是首次在“新兴市场国家”举行。 峰会通过了“首尔发展共识”和跨年度行动计划,最终通过了《G20集团首尔峰会宣言》,既对当时经济复苏和长远全球治理的焦点问题给出了解答,又对包括发展在内的全球性议题作出了承诺。 首尔峰会再次肯定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重要意义,支持IMF向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代表性不足国家转移6%以上份额;就汇率政策与协调提出四项建议,这些建议明确了G20韩国庆州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成果,缓解了人们对“货币战”的担忧;与会领导人承诺加强全球金融网建设和加强金融监管。

2011年11月 G20戛纳峰会

2011年11月,法国戛纳举行G20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会议通过的《增长与就业行动计划》中,G20集团成员承诺在短期内应对经济危弱性,恢复金融稳定,在中期加固经济增长基础。所有G20集团成员都将进一步推动结构改革,挖掘增长潜力,促进就业,加强各国和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倡导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戛纳峰会达成三点共识:一、确保IMF拥有充足资源以发挥其作用,将在此前增资共识的基础上随时进行新的增资;二、采取一切措施促进经济增长;三、强调社会保障体系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G20集团成员,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承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012年6月 G20洛斯卡沃斯峰会

2012年6月,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G20领导人第七次峰会。峰会通过了《G20集团洛斯卡沃斯峰会领导人宣言》。宣言指出,G20集团的首要任务仍是寻求强劲、可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通过了《洛斯卡沃斯增长与就业计划》来促成各方合作以达到目标。该计划强调,全球经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与会方现在的共同关注点是增加需求、促进增长、信心和金融稳定,为全体公民改善就业前景;批准《洛斯卡沃斯责任评估框架》,对各国财政整固、货币和汇率政策、结构政策进展进行评估;向IMF累计承诺增资4560亿美元;宣言强调一个开放、可预测、有规则可循的、透明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保证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心地位。

2013年9月 G20圣彼得堡峰会

2013年9月,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G20领导人第八次峰会。G20峰会通过了涉及12个领域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圣彼得堡宣言》,明确了世界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增强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促进更高速度的增长和改善就业。 峰会决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特别是决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把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延长至2016年。各方关注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呼吁有关国家采取负责任的政策,调整货币政策时同各方加强沟通。

2014年11月 G20布里斯班峰会

2014年11月,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里斯班峰会公报》上,与会成员领导人核准了支持增长和抗风险的《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同意采取行动建设反腐败合作网络,包括加强司法互助,返还腐败资产,拒绝为腐败官员提供避罪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推动创新发展 实现联动增长》的重要讲话,倡导做共促经济改革的发展伙伴,落实全面增长战略,推动世界经济从周期性复苏向可持续增长转变。

2015年11月 G20安塔利亚峰会

2015年11月,G20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第十次峰会。与会领导人讨论了世界经济形势、全面增长战略、就业和投资、气候变化、反恐、欧洲难民危机等问题,表示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应对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问题;要解决不平衡问题,完善社保体系,增强中低收入人群购买力;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加快国际金融机构改革,鼓励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会议还决定各成员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开展磋商,制定合理、平衡、可持续的方案,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由于正逢巴黎遭遇连环恐怖袭击,会议还提出国际社会要团结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责编: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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